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耒阳一村农民深圳打工65人得尘肺病维权如马拉松国内国际国内新闻资讯生活dd

发布时间:2021-01-21 18:29:25 阅读: 来源:废钢厂家

耒阳一村农民深圳打工65人得尘肺病 维权如马拉松 国内国际 - 国内新闻 - 资讯生活

◎1992年,在徐瑞宝和许志辉等8名年轻人的带领下,双喜村和导子乡其他村庄的青壮年远赴深圳成为风钻工。18年间,他们中已有146人(双喜村有65人)查出尘肺病,24人病故

◎深圳市政府曾“特事特办”,提出“法律框架、人文关怀”的处理原则,但最关键的进展还是卡在劳动关系上

◎几位农民工问题专家建议应由国家成立专项基金,将治病救人和职业病鉴定维权分开写入修订后的法律,从而避免耒阳尘肺病悲剧再次出现

83岁的双喜村老人王翠兰已经哭干了眼泪,她穷尽一生拉扯大的5个儿子,有4个在这几年陆续故去。而她朝夕守望的湖南耒阳市导子乡双喜村,已经由一个热闹的湖南乡村变得凋敝而破败,用王翠兰的话说,村庄年轻人“出去打工,赚了钱,盖了房子,娶上了老婆,但人没了”。

导子乡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这种人间悲剧的原因:尘肺病。

双喜村的眼泪

村庄年轻人“出去打工,赚了钱,盖了房子,娶上了老婆,但人没了”

9月8日—11日,南方日报记者来到耒阳双喜村实地调查。

双喜村被低矮的丘陵环绕,随处可见的荒地里长满野草,沿山而建的房屋非常分散,偶尔会看到贴着瓷砖、有着宽阔欧式风格阳台的三层小楼。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外出打工、人烟渐稀和往家汇钱、反哺农村,成了只有300多户人口的双喜村繁荣和荒寂的一体两面。

1992年,在徐瑞宝和许志辉等8名年轻人的带领下,双喜村和导子乡其他村庄的青壮年远赴深圳成为风钻工。18年间,他们中已有146人(双喜村有65人)查出尘肺病,24人病故。

徐瑞宝和他老乡的工作是先用风钻在岩石上打眼,再用炸药爆破,在坚硬的岩石上打下直径一米到两三米、深达数十米的孔桩,然后在孔桩里浇铸钢筋混凝土,给高楼大厦铸地基。

从90年代初到2003年十多年的时间里,耒阳的工人基本垄断了深圳风钻工这一行,深圳几乎所有标志性建筑,包括地王大厦、赛格广场、市民中心,都是耒阳人打下的地基。

但井下风钻作业粉尘特别大,对身体危害极大,老板又没有提供相应的防护措施,长期从事这一工作让他们得了不同程度的尘肺病。

第一批南下者包括农民徐瑞乃,当年妻子肖美华和徐瑞乃一起到了深圳。“每次他们打完地基上来时,脸上都是白色的灰尘,只能看到两只在转的眼珠,哪个是我老公都认不出来,他的耳朵好几天都满是嗡嗡声。”

徐瑞乃见证了中国沿海经济奇迹般的快速增长,从乡村走出来的他铆足了劲挣钱。虽然白天上了班,但他还是愿意晚上接着干,这样每天可以挣到180元。伴随着深圳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他觉得自己的人生也走上了快车道。

在深圳的那些年,他拍了很多照片,其中有一张定格了他人生的得意:在宽阔的草坪上,他微微侧着身顽皮地躺在地上,抬起头张望着镜头,双手抱在脑后,春风吹乱了头发。

十多年后,他以同样的姿势躺在一部名叫《双喜的眼泪》的纪录片中,但此时他瘦得皮包骨头,身体已然僵硬,他的嘴努力地张开着,希望能吸入更多的氧气,但纤维化的肺已经没有能力吸收了——被确诊为尘肺病三期的他在去年撒手人寰,留下妻子、老母亲和两个儿女。

2009年耒阳尘肺病人维权被媒体报道从而引起社会关注,但两年来死亡的阴影步步紧逼。前年7个,去年6个,第一批南下8人死了6个……这些数字像一枚枚针锥插进了双喜村尘肺病人的心。

他们非常清楚,尘肺病人晚期发病多伴有三五种并发症——肝炎、肺结核、心脏病、胆囊疾病等。但吃药治疗,尤其是治肺结核的药,会损害肝和胆,所以在不断地治疗中,医治一个器官,同时会损害另一个器官。因此,尘肺病人的离世大都非常突然,有的人上午还在正常聊天,下午便溘然长逝。人死的时候体温超过40℃,而忍受不了高温的病人往往会难受得在地上打滚。

双喜村已故风钻工的平均年龄只有40岁,已故周清平的昨天代表着尚存活尘肺病人的明天,死亡对他们来说就像打嗝一样,所有人都知道一定会到来,但是具体时刻他们只能惶恐地等待。

艰难的维权

工人出于对老板和老乡的信任,没有意识去争取签订劳动合同,而老板们也利用这一点规避责任

在过去十多年时间里,在深圳打工的耒阳风钻工几乎没有一个人签订过劳动合同。1992年刘洪云刚来深圳的时候,深圳还到处是荒山,风钻爆破才刚刚开始,全市只有一家爆破公司——三联爆破公司。

当时刘洪云和他后来的老板一起打风钻。后来这名老板通过关系,给爆破公司承包工程。包工头在承包到工程之后,就通过自己的关系网络组织工人施工。这些包工头不具备法人资格,也就不可能跟工人签订劳动合同。而工人只认识包工头,在他们眼里,包工头就是公司的老板。

从2009年就一直关注耒阳尘肺病人的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沈原认为,和建筑工地上其他工种一样,打风钻也要靠老乡带入行。正是这种传统的老乡网络,为老板找工人、工人找老板提供了便利。

“工人出于对老板和老乡的信任与依赖,没有意识和能力去争取签订劳动合同,而老板们也利用这一点,去规避劳动合同所伴随的责任和义务。而作为政府部门,也没有进行切实有效的检查督促,导致企业逃避劳动合同的违法成本极低。”北京大学社会学副教授卢晖临说。

来自耒阳的工人们无法理解,曾经和自己称兄道弟,信誓旦旦的老板,如今完全“不认识他们”——老板们靠这些工人白手起家,如今都已经家财万贯,而他们却只落得一身伤病,甚至失去性命。

深圳市政府曾“特事特办”,提出“法律框架、人文关怀”的处理原则,为此成立了专门的处理小组进行调查取证。但最关键的进展还是卡在劳动关系上。南方日报记者统计,可以证明劳动关系的尘肺病人只有19个,其中16人通过社保拿到了赔偿,而剩下的3人依然身陷漫长的司法程序中。

没有办法证明劳动关系的大部分人无法进入“法律框架”,只能接受政府给予的“人文关怀”。虽然深圳政府将“人文关怀”的数额也作了相应提升,根据病情的不同分别给予7万元、10万元、13万元,但相对巨额的医药费和家庭的负担,这些钱只是杯水车薪。

37岁的刘洪云瘦得只剩下90斤,他说“自己活不过一年了”。从去年开始,他已五六次发病,而且间隔时间越来越短。每次发病时他都会不停地高烧、咳嗽、冒冷汗,无法进食,只能靠氧气机缓解呼吸困难,睡觉时必须保持坐立姿势。

频频发病后,刘洪云已经不敢再住院,家里的所有劳动都扔给了妻子陈满秋。今年,他们一家人的生活费用是从“新农合”报销出来的医疗费。即便生活左支右绌,刘洪云还是固执地留出几千元修缮了房子——他要给儿子留下最后的遗产。

他对尘肺病的痛苦已经很淡漠,但提到10岁的女儿和7岁的儿子,整个下午刘洪云一直在抹眼泪。

北大、清华社会学系学生组成调研小组发现,和十多年前一样,微薄的农业收入不足以负担高昂的生活成本。尘肺病一期、二期的患者负债累累,但为了孩子读书还要强撑着身体,从事着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苦苦支撑着家里的生活。

被尘肺病深深侵蚀的村子,因为尘肺病人众多,地上到处可见浓重的痰迹,孩子们就在这样的环境里玩耍、成长,他们这一代的命运也被尘肺病的阴云笼罩。“如果这些孩子最终因贫穷被迫辍学,这个家庭就更没有一点指望了。”沈原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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