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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何去何从

发布时间:2021-06-18 08:17:27 阅读: 来源:废钢厂家

中国制造业何去何从?

| 发布者:赵艳秋 | 来自投影时代

自2004年以来,沿海地区的民工荒逐渐演变为普遍的招工难和涨薪潮,大幅度提高了制造业的成本,引起了人们对中国能否保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竞争优势的担忧。

自2004年以来,沿海地区的民工荒逐渐演变为普遍的招工难和涨薪潮,大幅度提高了制造业的成本,引起了人们对中国能否保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竞争优势的担忧。既然普遍流行的观点认为,迄今为止中国制造业获得的巨大全球份额,靠的就是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而且事实也的确如此,那么,随着普通劳动者工资的持续提高,因而不断削弱这一要素成本优势,许多制造业行业的国际竞争力终将丧失,产业向外转移似乎是必然的。

决定产业竞争力的关键不直接在于工资水平,而在于单位劳动力成本,后者由工资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或人力资本存量共同决定。虽然工资水平提高无疑会改变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成本,但是,劳动者素质仍然可以发挥某种抵消作用。即劳动力成本的优势,既可以在较低工资和较低人力资本的组合上形成,也可以在较高工资和较高人力资本的组合上形成。特别是从长期来看,回答中国制造业何去何从的问题,不在于做出某些简单的判断,而需要分析究竟什么因素决定着制造业的长期竞争力。本文分析表明,创造人力资本条件是保持制造业竞争优势的关键。本文拟采用一种反向思维的方式,从考察潜在的制造业转移目的地入手,看制造业有无可能,或者在什么情况下会流出中国。

价值链位置才是制造业竞争力

许多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曾经占有巨大的制造业份额,后来相继被中国沿海选择适合的示力度盘(量程)按相应的操作规程进行操作地区所超越。在遭遇了金融危机并且复苏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压力下,这些国家当然希望能够把制造业转移回国内。例如,美国明确提出了 再工业化 、 重振制造业 等政策目标,并且成为了奥巴马总统的竞选口号和竞选举措。经济学家也为此制造了充分的理论基础、经验证据和舆论材料。

例如,保罗 萨缪尔森从理论上推导出美国 无就业复苏 的受害者或者 占领华尔街 的急先锋们,实际上是国际分工的直接受害者。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曾经热衷地推崇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称其是社会科学中首屈一指既正确且重要的理论,但几年前又与时俱进地证明了,全球化并不必然使加深贸易的各国均等地获益,而在受损的或获益较少的国家内,由于劳动力不是同质的,那些低技能群体则因全球化而成为受损者。

还有的经济学家发现,美国劳动力市场出现的两极化倾向,即高低两端岗位增长较快,而需要一定技能的中间层次就业岗位减少,降低了低收入家庭受教育激励,进而低端劳动者的教育水平不适应产业结构变化。随着全球化深入,可贸易部门的岗位大量外流,使得这个群体被新的国际分工排斥在外,最终表现为美国社会产生大量的穷人,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 斯彭斯也发现,过去20年里美国的可贸易部门没有创造任何新增岗位,并断言产业外迁摧垮了美国经济。

可见,无论是就事论事还是为了选战的需要,奥巴马总统把迁出去的岗位拉回美国的意图是真诚的,也算是合乎逻辑。问题在于是否具有可能性和可行性。乔布斯逝世前曾经促成了一次硅谷企业家与奥巴马的会面,其间奥巴马问乔布斯能否把苹果在中国的工作机会带回美国,乔布斯直言不讳地回答:那些岗位回不来了,除非你能够培养出3万名合格的工程师。乔布斯的话没有说完,其实他还应该补充: 除非你能够找到性价比堪与中国相媲美的一线工人 。那么,美国的教育和培训能够提供出这些工程师和工人吗?

虽然美国仍然拥有世界上最高水平的大学教育,在科技创新领域继续占有领先地位,但是,前述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化,即对人力资本要求高的产业和对人力资本要求低的产业扩张快,而处在中间的产业处于萎缩状态,一度形成所谓 从中学直接进入中产阶级 模式。许多青少年不读大学,甚至高中入学率也大大降低,整体人力资本水平下降。例如,美国2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00年的13.22年降低到2010年的12.45年,其与世界173个国家同一指标的中位数的比率也相应降低。至今,在美国已经找不到既接受一线岗位报酬,又胜任普通熟练程度技能的工人,遑论制造业回流。

其实,美国也好、日本也好、德国也好,都仍然堪称制造业大国,其制造业在价值链上的位置远远高于中国。政治家有所不知或者故意不讲的是,利用保护主义的手段抑制或伤害中国制造业,并不能把相同的岗位回流到这些国家。因此,结论是中国制造业不会转移回到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不过,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变化也说明,值得探讨的问题越来越在于,中国制造业在攀升价值链的过程中,将越来越遭遇与这些国家的直接竞争。因此,所谓保持制造业竞争力的命题,实际上等同于能否在更高的价值链上获得竞争力。这种新的竞争力不仅取决于劳动力数量或工资成本,更取决于劳动力质量或人力资本。

中国人口红利的深化: 数量型 变为 质量型

中国制造业固然不会流回到具有刚性的高工资和高福利发达国家,那么会不会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被认为具有潜在人口机会窗口的国家呢?中国于2004年到达以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为标志的刘易斯转折点之后,预计在2013年到达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人口抚养比停止下降的人口红利转折点,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趋于消失。与此同时,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落后于中国,还可以预期要经历劳动年龄人口继续增长的一段时间。如果这些国家潜在的人口红利可以转化为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按照著名的雁阵模型,就具备承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条件。

创造过 金砖四国 概念的高盛集团,后来又制造了一个具有经济增长潜力并且与人口红利相关的 新钻11国 的概念。这些国家分别是韩国、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巴基斯坦、菲律宾、孟加拉国、尼日利亚、伊朗、越南、土耳其、埃及。由于其中韩国是一个高收入国家,并且其人口转变进程与中国相仿,实际上不应该在这个分类之中。而没有包括在 新钻11国 中的印度,反而更符合在劳动力供给潜力和工资水平与中国构成竞争的标准,所以,我们将印度替代韩国纳入与中国的比较之中。潜在的制造业承接国家无疑远远超出这个范围,这里仅仅是以这些国家为例,想要说明的道理将会具有一般性。

在上述国家中,有的无疑在劳动力成本上面比中国有优势,如在印度、越南和孟加拉国等国家,人均GDP和工资水平显著低于中国。但是,土耳其和墨西哥的人均GDP大大高于中国,工资也比中国高出很多,因此从劳动力成本角度尚不构成很大的竞争力。需要注意的一个重要事实是,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和劳动力大国,上述国家加总起来也无法代替中国的地位。例如,2010年在全部进行比较的12个国家中,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中,中国占到了38%的绝对多数比重。如果不包含印度这个世界第二人口大国的话,中国在全部劳动年龄人口中的比重更高达55%。即使到202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仍然保持很高,高于许多其他国家。

中常常会产生人们难以接受的气味和烟雾国劳动力的庞大规模和占绝对优势的比重,决定了这些国家替代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可能性,至少从目前来看还是微乎其微的。也就是说,即使中国重新拧紧螺钉便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一个较小比例转移到某个或某些国家,都会引起相关国家劳动力需求的强劲提高,以致劳动力供给不足,进而因工资上涨而降低其竞争力。近年来人们已经发现,在一些尝试承接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家,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的趋势十分明显。以印度为例。虽然该国人口规模和劳动年龄人口规模都十分庞大,但是,由于劳动者受教育程度低,2010年2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4.4年,很多人并不能胜任岗位的要求,因此,实际上印度的有效劳动力供给并不充足。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按照某种标准,印度工资上涨幅度连续10年居于亚洲各国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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