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驻银保监会纪检监察组对22人采取留置涉案15亿余元(新闻)

去年驻银保监会纪检监察组对22人采取留置涉案15亿余元

“聚焦金融风险背后的腐败问题，不仅在于加大力度查处金融风险‘大鳄’，也要坚决惩处监管‘内鬼’，以强监督促进强监管。”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银保监会纪检监察组副组长虞云谈及金融反腐问题时说道。

6月4日至6月10日期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连续发布4则视频专访，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银保监会纪检监察组副组长虞云、李艳茹接连讲述了金融腐败问题和金融反腐败工作。

近段时间，三名原内蒙古银监局官员半年内先后被查的消息引起较大关注。其中，原内蒙古银保监局党委委员刘金明已被“双开”。根据官方通报，刘金明长期接受银行机构高管安排的旅游和宴请，插手干预被监管机构人事工作，利用职务便利为被监管机构和有关人员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财物。

针对内蒙古银监系统的案件，李艳茹表示，驻会纪检监察组紧盯包商银行重大风险背后的监管失守和利益输送，除了严查了刘金明、贾奇珍等人腐败案件，该局数十名干部还主动找到组织讲清问题。

此外，驻银保监会纪检监察组还查处了原包头银监分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柴宝玉；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原总裁助理桑自国；华融投资公司原董事长秦岭；江苏保险行业协会原会长翟家峰等不同行业不同层级的典型案件。驻银保监会纪检监察组还积极配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4·16”专案组，做好赖小民案件后续审查工作，严肃查处了华融公司杨弘炜、冉晓明等系列腐败案。

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官方首次披露柴宝玉、杨弘炜、冉晓明等人被查的消息。据澎湃新闻了解，翟家峰被查原因主要涉及贪污、受贿。此前，银保监会系统内部已通报翟家峰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从官方信息来看，2019年11月，辽宁银保监局网站披露，该局召开座谈会，通报了翟家峰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情况。

据李艳茹透露，驻银保监会纪检监察组带领系统各级纪检监察机构，集中各方力量提升办案精准度，从严查处了违纪违法案件。2019年全系统共受理信访举报1565件，立案178件，同比增长48.3%。其中，驻会纪检监察组立案32件，同比增长68.4%，超过十八大期间立案总数。对22名主要对象采取留置措施，涉案金额15亿余元。

虞云在视频专访中称，对于重大风险事件背后的利益输送、监管失守问题进行坚决打击。特别是对于利用监管权力靠企吃企、设租寻租、关联交易、失职渎职以及内外勾结等破坏监管秩序、市场秩序，造成国有金融资产重大损失，甚至诱发风险事件的，发现一起，从严查处一起，绝不姑息，绝不手软，始终坚持“严”的主基调，持续保持案件查办的高压态势。

谈及如何看待刘金明等案中暴露出的监管失守问题，虞云表示，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金融监管干部作为金融秩序、金融安全的守门人，却背离了监管初衷，弃守监管职责，甘于被“围猎”，甚至乐于当“内鬼”。有些监管人员收受被监管机构的贿赂，监管严重“放水”，成为重大风险事件的助推力量；有的利用监管的权力收受私营企业主的财物，对一些不法的金融行为保驾护航，蜕变成为监管秩序的破坏者。这些行为应该说对金融政治生态，对国家人民的利益、市场秩序和监管形象都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必须严惩不贷。

对于中信银行原行长孙德顺案，李艳茹指出，该案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查办的一起金融领域的大案，与驻银保监会纪检监察组近年来查办的金融系统案件有一些共性，均具有涉案金额巨大、专业性强、风险外溢性强、涟漪效应突出的特点。

据李艳茹介绍，有的监管干部利用监管权力干预授信、干预行政处罚，违规审批农村金融分支机构等获利；有的在网贷清理、打击非法集资案件查办中，利用职务之便搞“特权挽损”；有的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高管利用融资贷款审批权收受好处费，或者利用内部信息和机会获取不法收益等等。

“这些环节就特别容易发生靠山吃山、以权谋私、利益输送问题，而且手段隐蔽，有其行业特殊性。”她说道。

其实，为了推动监管部门廉洁自律，早在去年2月，驻银保监会纪检监察组就协助银保监会党委制定印发了《银保监会系统工作人员与监管对象非公务交往的规定》。其中明确要求，对于诸如出席被监管机构人员组织或参加的宴请、聚餐、联谊，参加事先约定有被监管机构人员参加的旅游、度假、健身、文体活动等，虽然可能并不涉及不当的利益行为，属于正常的往来。但是为了倡导阳光交往，促进形成“亲”“清”的监管关系，均要求主动报告、坦然接受监督。

虞云表示，规定印发以来，银保监会党委以上率下从严要求，党委成员主动报告个人与被监管对象的非公务交往情况，总计是13次。截止到2020年2月，银保监会系统共有3079人次主动报告了非公务交往的事项，系统干部比被监管机构的行为交往更加规范和谨慎，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中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李艳茹还强调，银保监会引导金融从业人员树立正确的财富观、价值观，一些金融从业人员价值观西化，“四个意识”“四个自信”缺失，“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盛行，家国情怀风骨不足；一些金融机构发展模式异化，脱实向虚、过度逐利，急需培育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青年金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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