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中产阶层境遇调查

中间阶层占多数的“橄榄型社会”是相对稳定的社会，这一说法已被学界广泛认可。

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四季度将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方案将坚持“提低、控高、扩中”的主线。专家认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史已经证明，诸如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这类政策的根本，在于扶持一个稳定而富有活力的中产阶层，进而建设一个富有文化底蕴和创造精神的文明社会。这也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经之路，新政策中的“扩中”意即在此。

放眼全球，既有“扩中”做得好的国家，其各种措施值得我们参考，也有如美国这般，由于税收体制等不合理因素，中产阶层在稳定了几十年后反而明显出现萎缩，并危及到社会稳定的教训值得我们借鉴。

日本靠福利培育中产

在日本工作期间，所接触的日本人往往认为自己属于“中间层”，也就是中产阶层，而且很少听说过他们对社会贫富分化感到不满，因为他们认为富人纳税高，而且遗产税非常高昂，难以富过三代，所以整体上心态比较平和。

同时，到日本各地采访，无论是北海道还是九州，城市农村的面貌都很一致，看不到明显的地区差距，而且完备的基础设施打破了都市与乡村的界线，使农民成为“住在农村的市民”，再偏僻的山村也会有公路以及上下水设施。可以说，日本是一个均质化的枣核型社会，特别有钱和特别贫穷的人都在少数，大部分是中间阶层。

这和日本战后的经济高速增长阶段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有关。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上世纪60年代实施的“国民所得倍增计划”。早在1960年，日本内阁会议就制定了这一长期经济计划。即计划从1961年开始的10年时间，国民生产总值要倍增到26万亿日元。此后，日本经济取得了超过计划的增长。

国民所得倍增计划作为经济政策取得了戏剧性成果，日本经济实现了预想以上的增长，实质国民生产总值倍增只用了约6年，人均实质国民收入则用了7年时间（1967年）就实现了倍增。经济增长率显示出惊人的纪录，日本政府甚至被迫修改计划，迅速开始准备应对高度经济增长“之后”的措施了。此后，佐藤荣作内阁在1965年制定了纠正高度增长带来的失调以及储备社会资本的“中期经济计划”（1965年）和“经济社会发展计划”（1967年）。

当时的日本还没有完善道路、铁路和桥梁以及水库，所以修建了很多大规模工程。1964年东京奥运会召开前，大规模工程进一步加速，包括完善道路和建造东海道新干线。随着工程的增加，国民工资不断上涨，由于当时家庭内还没有什么消费品，所以大家都希望购买各种用品。随着工资上涨，电视机、洗衣机、空调、汽车等高级用品特别畅销。

除了经济政策外，各种福利制度对于培育中产阶级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961年，日本实现了“全民皆保险”，所有国民都加入了国民健康保险制度，1961年4月开始实施《国民年金法》，养老金也得到保障，同时早就开始实施的义务教育是免费的，学校质量均一，不存在择校问题，所以居民没有医疗、住房、教育这三座大山的压迫。这些都有利于中产积极的存在。同时，日本脑体分化不严重，体力劳动者工资一样很高，甚至超过脑力劳动者。

日中创职协会久永事务所的泽田笃志对记者说，日本扩大中产阶级是多个因素相叠加实现的。在日本的高速经济增长期，作为加强中产阶级的政策体系，从税制，就业制度，产业保护等方面都值得注意和借鉴：高收入者要缴纳高额所得税；维持到退休的终身就业以及基于“年功序列”工资体制的“正式职员”；零售店、香烟店和酒店的许可证制度和距离限制（一定范围内不允许开设其他同类店）；对于大巴车和出租车业者的严厉许可证制度等等。

他指出，日本政府在战后，为了保护产业、保护劳动者以及保护中小企业和自营业者，采取了一种违背资本主义经济自由竞争的政策。而且为了推动地方发展，将在城市征收的税金投入地方。日本由此建立了一个没有差距的社会。

挪威致力于确保收入平衡

挪威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也像其他北欧国家一样，贫富差距比较小，社会各阶层的界限不是特别明显。当然，挪威的主要社会阶层就是中产阶层。近年来，在欧债危机的冲击下，挪威的中产阶层结构依然稳定，基本保持了平稳发展的态势，使得社会和谐局面在总体上得到较好的维持。分析起来，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挪威成熟的工资调整制度。

无论是在企业还是在公营单位（政府部门、教育机构、医院或养老机构）就业的职工，每年5、6月份都要按行业，由各自工会代表出面，集体与雇主协会代表进行关于当年工资上调幅度和待遇改善的谈判。这一工资待遇调整机制过去一直运转良好，双方都能经过多轮谈判，在最后一刻达成协议。今年，大概是因为许多挪威公司受欧洲债务危机影响，效益滑坡，收益下降，谈判艰难，结果导致了不同行业轮番罢工。在挪威，罢工就是离开工作岗位，罢工者没有破坏性举动，一般几天内就能达成妥协。今年，挪威职工工资平均上涨约5％。在个别行业，如收入已经很高的石油行业，由于得不到社会同情和舆论支持，罢工以失败告终。

挪威中小企业众多，全部员工只有老板一人的公司也不鲜见。这些公司老板，会把开给自己的工资降到法律允许的最低限度。其原因是挪威的高税收制度。挪威个人所得税税率从25％到45％不等，工资越高，家庭负担越轻，适用税率越高。许多公司把利润用来扩大经营规模、改善经营环境、拓展经营领域，把生意做大。这样做，要比给自己发工资交税，合算得多。在挪威许多中餐馆老板，每月只给自己开最低工资，然后投资大大小小的房地产项目。规模小的，就是买下一些房子，装修后出租。规模大一些的，买地贷款，造房子卖。

表面看来，国家少了一大块个税收入。但是，经济因此更为活跃，就业增加，上游市场被拉动，税基扩大，政府实际上只赚不亏。另外，对农民，挪威政府提供高额的农业生产补贴，确保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基本处于同一生活水平上，借以保护挪威的农业不至于消亡。

去年，挪威媒体报道说，挪威企业高管收入平均增加了近17％，是普通员工工资平均增速的近4倍。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酬水平是由董事会决定的。企业高管收入增速过快，会引起职工不满，更不利于中产阶级占多数的稳定社会的维持。挪威政府去年底提出，企业高管不能给自己乱发奖金，乱提工资，应与员工一起共度时艰。同时，在经济已经受到欧债危机影响、营收增速低于20％的公司和企业由4000多家减少到2000多家的情况下，员工明年提薪的要求也要适度。挪威贸工部大臣吉斯克则向国家持有股份的大公司，如挪威国家石油公司、挪威DNB银行和挪威电信公司（Telenor）等“打招呼”：再乱发奖金，就调整董事会。

由此可以看出，挪威工资制度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特别注重平衡，在注重职工和雇主利益平衡的同时，也不忘城乡居民收入的大体平衡，这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动态平衡调节机制确保了挪威社会的稳定。

美国中产趋于萎缩

自从二战以来，美国已经取代英国等欧洲强国，成为世界经济霸主，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实现了有房、有车、有稳定工作的“美国梦”。充裕的资源禀赋、强大的制造业基础和创新能力、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优越位置、无可比拟的全球金融资源调动力等都在支撑着美国民众的“美国梦”。

由于主要选民基础是中低收入阶层，数十年以来，美国民主党力推和完善公立医疗体系、建立联邦政府强制性的社会保险福利金体系等社会安全网，从而保障美国普通民众的福祉。金融危机后，美国联邦政府又通过扩大对中低收入家庭的食品券、延长失业救济金发放时限等方式来提高民众福利。

但是，近年来美国的贫富悬殊却有扩大的迹象。据美国知名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近期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自2000年以来，美国中产阶级规模继续萎缩，相对购买力日益下降，生活受挫感增加：85％的美国中产阶级人士认为，想要维持像样的生活水平比十年前更难。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则显示，从2007年到2010年是美国贫困人口连续攀升的四年，仅在2010年当年，美国的贫困人口就增加了多达260万人；若计入通胀因素，美国普通民众的家庭收入已萎缩到了1996年的水平。2011年只有51％的美国成年人属于中产阶级，远低于1971年61％的比例，而与此同时，最富有阶层的人口比例由1971年的14％上升至2011年的20％，低收入阶层的人口比例也从1971年的25％上升至2011年的29％。

与记者交流的很多美国普通民众指出，在30年前的美国，如果公司老板拿到普通雇员10倍以上的薪水都不好意思回家，因为他们和普通雇员住在同一个社区里，现在很多企业老板和雇员都不住在同一个社区里，他们拿着普通雇员800倍的薪水也不奇怪。很多美国中产阶级父母悲观地认为，子女未来的经济前景会和他们一样糟糕。

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普遍认为，这种局面是政客、银行家和大企业的错。金融过度创新、上市公司丰厚的股权激励、倾向于富有阶层的税收政策、强势利益集团对社会财富分配的绝对话语权等都是造成这种局面的诱因。过低的资本利得税是造成当前美国贫富悬殊拉大的重要原因，“股神”巴菲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等超级富豪的主要收入来自股息等投资收益，目前美国投资人士缴纳的资本利得税率仅有15％，成为民众诟病的对象。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施蒂格利茨在2012年出版的著作《不平等的代价》中，将美国贫富悬殊拉大和中产阶级利益受损归咎于体制因素，认为是市场投机和政治运作综合作用结果。美国当前的政治体制被强势经济集团绑架，正将美国市场和税收制度朝着有利于富豪利益的方向塑造；这种局面不仅造成美国经济增速下滑、社会动荡增多等显性后果，也造成了更严重的隐形后果，平等竞争的美国国家形象逐渐黯淡，民主制度对民众的关切日益淡漠，国家凝聚力正在下降。施蒂格利茨引用美国官方的统计数据指出，1980年美国的基尼系数（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0～1之间，数值越小，收入分配越平等。0.4是贫富差距的警戒线）为0.4，而到了2009年，美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惊人的0.47。（记者 蓝建中 李国荣 蒋旭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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